本书从新型城镇化内涵、动力机制以及资金需求特征出发，综合运用空间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协同学理论，从主体协同、目标协同和功能互补等角度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同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中国应该选择以政府为引导的“强政府、强市场”的财政与金融协同模式。并结合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不同特点，分别提出了提高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效应的实施路径和对策建议。对促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高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型城镇化是以民生、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内容，通过政府、资本、劳动力以及自然环境等要素的融合，推动人口市民化、产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实现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强调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以推动技术创新为根本；以构建生态宜居城市为保障，是以人为本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两者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这种空间异质性会对区域城镇化建设以及两者协同模式选择和协同效率产生影响。本书从新型城镇化内涵、动力机制以及资金需求特征出发，分别对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两者协同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在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以及金融发展进行现实考察的基础上，分别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和四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三者的空间相关性、差异性、溢出性以及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支持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中国应该选择以政府为引导“强政府、强市场”的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模式。并结合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同特点，分别提出了提高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效应的实施路径和对策建议。对促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高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同效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书共包含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功能观的角度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动力机制以及资金需求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这是全书的研究基础。研究指出新型城镇化强调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以推动技术创新为根本；以构建生态宜居城市为保障，是以人为本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它更加关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其对于资金的需求不仅规模大，而且结构复杂，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

第二部分着重对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影响城镇化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并以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分别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财政支出规模还是金融规模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财政政策在统筹规划、激励引导和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金融政策则通过发挥市场运作机制、风险分散机制以及金融资本的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城镇化的发展。而财政政策对城镇化发展影响的大小取决于金融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本书进一步探究两者协同支持城镇化发展的机理奠定了基础。

第三部分在综合运用经济学、协同学等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城镇化进程中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的内涵与动因、基于实施框架的一般机理分析、基于不同模式选择下的协同机理分析以及协同有效性的理论分析等多个角度对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虽然在不同模式下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同机理不完全相同，但总体而言，两者在政策主体、目标以及措施等方面的协同可以有效促进城镇化发展。其中财政政策通过特定的财税政策、财政杠杆发挥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本的作用，而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可以进一步提升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且当财政间接支出的比例大于直接支出时，两者协同产生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单纯的金融资本或财政资本产出弹性，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效应更加明显。

第四部分分别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财政支出状况、金融发展水平以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状况进行了现实考察。结果显示，近十年来不论是城镇化发展水平还是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金融体系发展情况，抑或是财政与金融的协同度都有很大程度的改善，但区域间空间差异明显，且城镇化发展与金融集聚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性。周边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带动本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而对中国典型地区财政与金融协同现状的考察表明，虽然各个地区试图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与金融资本协同合作，但总体上均存在直接财政支出比例过大、财政与金融政策边界不够明确等问题。

第五部分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空间相关性与差异性进行的实证检验。通过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从全局和局域层面对其空间差异性和溢出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财政、金融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差异性。扩大金融规模，会对其相邻地区产生正外部性，引领相邻地区扩大金融规模，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正向支持作用。在财政分权制度下片面加大财政支出规模可能会拉大城乡差距。从局域层面看，受到地区经济基础、财政与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财政、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差异和溢出效应不尽相同。

第六部分是对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支持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在运用四阶段DEA模型，剔除了环境变量等因素的扰动后，结果发现明显存在财政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协同作用。从静态效率看，绝大多数地区的财政金融投入规模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财政金融投入增加将给城镇化建设带来更大的效益。但在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后财政与金融的协同效率值依旧整体偏低，且地区间差异较大。从动态效率来看得益于技术进步，2008—2017年中国大陆各省（市、区）财政金融协调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第七部分是本书的最后一章，在结合前面几个部分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成果后，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模式与路径选择做出判断，指出以政府为引导“强政府、强市场”的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模式是我们应该选择的道路，受到自身经济基础、自然环境以及财政与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因素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应该选择不同的实现路径。而要提高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同效率不仅要强化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载体的空间布局，还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明确财政与金融政策的权限边界，减少直接财政支出比例，因城施策，精准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