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第一次生物多样性线上会议举行，来自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阿拉善SEE基金会、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外专家，共话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即将在云南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及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进行了探讨。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相关负责人在主旨发言中阐述了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迫性，尤其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吸纳更广泛的企业、社会团体等利益方参与履约及框架实施进程，建立创新资金机制和渠道，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执行成效。
世界经济论坛董事总裁多米尼克·瓦格雷先生谈到，自然界为全球社会提供了多达44万亿美元的财富价值，占全球GDP总量的近50%，因此生物多样性关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公民的健康财产安全。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代理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女士同样指出，公民社会和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成功执行新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仅是政府的职责，而且需要全社会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行动。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联合主席FrancisOgwal先生认为，中国将在2020后生物多样性目标和框架设定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他也对志同道合的各国政府、企业和公民组织寄予厚望，并期待各方能一道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线上论坛面向参会者开展了问卷调查。半数以上参会者认为，地球上30%的陆地应该划为保护区；46%的参会者认为，50%的海洋应该划为保护区；45%的参会者承诺，每两年提供一次非正式进展报告，跟进自己对行动议程承诺的实施进展情况，以此补充各国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执行情况等。针对“社会团体和企业参与第15次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是否重要”，88%的参会者表示强烈同意；针对“您是否决定在联合国大会生物多样性峰会召开之前，作出从沙姆沙伊赫到昆明的自然和人类行动议程承诺”，有81%的参会者认为是可以的。
此外，线上论坛设置了3个专题讨论环节，其主题包括“制定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进展与下一步行动”“社会组织如何贡献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企业如何贡献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来自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以及科研机构代表，分别分享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项目推动与案例经验。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热带雨林及生态文明项目大中华区总负责人朱春全先生代表主办方表示，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将配合生态环境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加强与各缔约方、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学术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合作。
嘉宾精彩发言摘录：
专题讨论 I：制定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进展与下一步行动
汤姆·布鲁克先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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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为止，战略计划中很多目标没有能够达成，目前要做的最大的改变就是在2020年后框架中要确保其得以落实和执行。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草案，当中有5个主要的高层目标，包括物种多样、基因多样、生物的多样、更好的分享收益等。疫情对包括人们的生命和生计在内的各方面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在2020年框架进程中，疫情使得谈判的过程也非常复杂，并且也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具体领域。
”
丽贝卡·肖女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美国分会首席科学家兼高级副总裁
“
目前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目标达成，极端重要的是时间，需要意识到社会团体、私营企业和很多教育者要扮演的重要角色，需要进行全球的行动，此外也无法忽视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多一层的紧迫性。WWF希望，到2030年，没有任何由人类造成的生物的灭绝、物种的灭绝，物种的丰富程度得到提升，同时坚持可持续发展。
”
艾路明先生，阿拉善SEE会长，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
阿拉善SEE基金会希望从商业界和环保角度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分享思路和建议，就民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出展望。未来民间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开展工作有三个关键词，即自律、联合和慈善。自律是要将商业行为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纳入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实践中去。联合是指在行业内部倚重行业协会的联合自律，在行业之间可以借助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形成联合。慈善，是指将商业部门与社会组织链接起来的主要方式是环保公益慈善，这是商业力量参与环保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
弗雷德里克·库玛，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副总裁
“
非洲是非常重要的地区，对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是非常重要的，非洲有54个缔约方，几乎接近四分之一。非洲还有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可以给世界和人类带来非常重要宝贵的资源。非洲也是世界上一些最大型的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它们也需要得到保护。有很多本地知识和经验非常关键，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这方面有不少值得分享的。在非洲，希望通过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运用独特的方式，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专题讨论 II：社会组织如何贡献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制定和实施
马克平，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会员委员会主席，国合会后2020生物多样性框架特别政策课题组中方组长
“
新的生物多样性框架如何执行是关键，发动缔约方及全社会各个利益相关方采取行动非常重要。未来的履约模式应该是明确的目标、明确的任务和履约单位、以及足够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支持三位一体。在执行机制的科学性方面，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需要知道从全球到国家的各个尺度上，生物多样性价值比较高且值得保护的类群分布；二是在确立了保护目标和资金后的实施过程中，如何监测项目的进展和生物多样性本身的动态变化。中国积累了1500多万份生物标本数字化数据，以及正在与清华大学开展的全球195个缔约方可能建立保护地的潜力研究，对未来的履约、确定保护行动计划和目标非常重要。缔约方大会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更多倾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
吕植，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
“
当前多数保护地都建立在人类活动较少的荒野地带，建立大型保护地的潜力已经非常小了。相反，很多已经开发的地方也保留了相当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括鸟类、植物、两栖爬行动物的丰富区域，这样的区域应该由当地社区的人来保护更为有效。全世界越来越重视原住民如何更加深度地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使社区生计不会因为土地保护而受损，并从保护中获得利益，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景的体现，许多公益机构在做这样的尝试。三江源每家一户公益管护员岗位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成功的例子。
”
李楠，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政策项目总监
“
WWF呼吁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共识，2030年前停止自然的丧失并开始恢复自然。NGO组织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整个目标的共商、整个项目的共建、共同的执行，这样才能保证新的十年框架不会流于纸面而真正成为每个人的指南。这源于非政府组织的灵活性特色和优势，可以深入到毛细血管把相关保护知识、精神和政策在大动脉和毛细血管间做交流和传递，也在促进各个国家间民间的交流方面起到非常好的润滑作用。中国生态环境部与民间社会越来越多的交流合作，是很好的迹象。民间机构应该可以更好地参与到生物多样性新框架的设定、谈判过程以及后续的执行过程。
”
彭奎，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经理
“
全球公民社会在濒危物种和关键栖息地保护方面正在发挥关键作用。比如中国社会组织成立“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和“社会公益保护地联盟”，聚集社会力量推动保护国家1%的土地。公民社会的另一个关键作用，是深入与原著居民、与地方社区合作，在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时，解决社区可持续发展问题，使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本身成为一种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将人的需求和自然的需求融为一体，全球环境研究所在中国西部和缅甸成功的社区保护和脱贫实践就是典型案例。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设计对非国家主体的参与机制严重不足。全球公民社会应该成为一个连接政府、商业、公众和各利益相关方的桥梁，联合起来对未来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广泛的自主承诺，并为此承诺采取切实行动，成为动员全社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设性力量，这也是制定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采取的变革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
专题讨论 III：企业如何贡献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制定和实施
欧阳志云，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兼书记
“
目前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物种栖息地面积比例并不高，大约在8.4%-17.9%之间，未来规划的中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估计可以保护物种栖息地的51.8%；目前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仅是10%左右，将来预计可以达到60%以上。
”
艾德维，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执委会委员
“
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发起或积极支持了一系列致力于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倡议活动。如一万亿株树平台希望在2030年能够有一万亿株树的倡议；热带雨林联盟希望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共同合作，缓解大宗商品造成的热带雨林砍伐的问题，做出负责任采购的承诺；“海洋行动之友”——由50多名海洋领袖组成的联盟，积极寻求方法，解决海洋面临的最紧迫挑战。
”
Ms Diane Holdorf，世界工商理事会食品与自然部总裁
“
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目标非常重要，通过促进更多的社会团体和商业力量的参与，结合不同行业对自然不同程度的影响，更好地帮助企业应对自然的挑战。
”
Ms Alexandra Brand，先正达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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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达正在寻求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让自然和食品生产结合起来，通过创新技术手段来减少水源的使用以及化肥的使用、减少污染、增加土地耕地的利用率等，通过改善土壤使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期待更多私营部门投资到自然和食品生产的创新技术手段探索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