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世界上的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一变化与人类活动，如能源活动、土地利用变化与毁林等引起的大量温室气体增加等密切相关。

　　自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制定了世界气候计划及其4个子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世界气候影响计划、世界气候应用计划、世界气候资料计划以来，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便拉开了序幕。

　　目前，气候变化已经由最初的环境问题，转变为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多学科领域交叉的综合性重大战略问题。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气象局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请他就气候变化作为战略问题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就气候变化对我国未来的影响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科学时报》：请简要介绍一下IPCC，以及它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罗勇：IPCC是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成立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组织，它的全称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根据马耳他政府“气候是人类共同财富一部分”的提案，通过了《为人类当代和后代保护全球气候》决议，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必要和及时的行动，并要求IPCC进行综合审议并提出建议。

　　1990年，根据联合国请求，IPCC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由此推动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的制定。1994年，《公约》正式生效，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成为缔约方。

　　1996年，IPCC发布第二次评估报告。同年，《公约》缔约方第二次会议对这次评估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当时得到的最全面、最权威的关于气候变化科学及其影响和适应选择的评估报告，并迫切要求公约组织和IPCC继续合作。

　　1997年12月，《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在《公约》第一承诺期内减排温室气体的定量目标。

　　2001年IPCC发布第三次评估报告，确认了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并指出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将不断扩大，将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对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007年，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该报告首次明确指出，过去50年的气候变化很可能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将对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应尽早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等。这一报告的发布，促成了2007年底规模最大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为“巴厘岛路线图”的形成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结束后有关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谈判奠定了基础，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历次报告看，IPCC评估结论是目前国际社会共同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首要科学依据，在气候变化外交谈判和国际行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1年的第三次评估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将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3个方面对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将影响贫困和公平等。第三次评估报告的这些结论和成果，促进《公约》谈判中增加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工作所涉及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方面内容”以及“减缓措施所涉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方面内容”两个新的常设议题。

　　2007年第四次评估报告则明确指出，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气候变化“很可能”是人类活动所致。与第三次评估报告相比，第四次评估报告提高了对最近50年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结论的可信度，把对于人类活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的判断，由原来的60%信度提高到目前的90%信度。

　　此次报告随即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学界在气候变化科学认识方面最权威的共识性文件。欧盟、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自2007年以来，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谈判，改变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提出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新主张，也都是依据第四次报告的基本结论。

　　《科学时报》：既然全球变化已经上升为社会政治问题，您认为IPCC的历次报告是否能做到完全公正、不带有倾向性？

　　罗勇：虽然IPCC自成立以来，一直以独立的、科学权威的姿态出现，但由于先天的政府背景，在IPCC各种评估及相关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因素的烙印，成为各国和国际上各利益集团争夺科学话语权乃至道义制高点的重要舞台，体现着各国政府和科学界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力量和智慧的较量。在IPCC历次评估中，掺杂政治因素的倾向十分明显。特别是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编写过程中，由于欧盟专家的大量参与，欧盟主导IPCC评估工作格局的意图渐显，其目的就是要把IPCC评估报告作为推动由其所主导的全球共同采取减排行动的科学武器。

　　因此，第四次报告虽然基本反映了当前世界主流观点，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的必要性；乐观估计全球宏观经济减排成本和潜力；淡化“公平”的倾向影响了报告结论的适用性。

　　《科学时报》：在IPCC的这种倾向性面前，我国面临怎样的形势？未来应如何应对？

　　罗勇：第四次评估报告为发达国家坚持让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承诺提供了科学依据，这就使得我国受到外部压力的增大，发展空间可能受到挤压。另一方面，IPCC报告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的必要性和经济可行性，中国的减排潜力势必会为全球减排行动提供巨大的国际合作空间，为合作双方乃至全球带来较大的经济、技术和环境方面的收益。这些有助于促进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但挑战可能大于机遇。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敦促发达国家率先减排。

　　2008年8月IPCC正式启动了第五次评估报告，新一轮评估将体现新情景、新思路和区域性等3个显著特点。

　　一是使用新的温室气体浓度情景。情景是分析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影响以及应对政策和措施选择的基础和核心，新情景的选定将直接关系到对未来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程度的估算结果，进而为国际社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指出更加明确的方向。

　　二是加强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以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为重点的《斯特恩报告》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这表明全球对该主题信息的迫切需求，使IPCC意识到需要大力加强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与评估，并在未来的评估报告中充分反映气候变化经济学内容，为国际社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更加充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三是更加关注区域气候变化问题。历次IPCC报告主要以“全球”为研究对象，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针对区域气候变化的评估，部分政府甚至认为，现有的IPCC评估报告对当地采取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参考作用有限。因此，新一轮的IPCC评估将加强区域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

　　IPCC新一轮评估的特点表明，随着气候变化一系列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气候变化相关科学的信息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研究和掌握气候变化的规律，把握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关系，是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制定相关政策所急需的信息。对这些科学问题的认识，谁走在前面，谁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可以预见，在IPCC第五次评估过程中，各方在争夺气候变化科学话语权上的斗争将十分激烈，特别是针对新一轮评估的新特点新动向的科学较量。

　　随着各国和国际上各利益集团对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程度的不断提升，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大。如何通过IPCC这一平台，从科学上把握气候变化的自然、政治和经济脉搏，更客观地反映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识程度，更全面地反映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科学观点，最大限度地从科学上赢得国际气候与环境外交的主动权，最大程度地把棘手的气候变化外交谈判问题解决在气候变化科学评估阶段，进而缓解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社会温室气体减限排压力，是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和紧迫任务。

　　在IPCC第五次评估工作启动之际，我们应以此为契机，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加大对气候变化科学基础以及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制定等方面的科技投入；审视各国和国际上各利益集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重点，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及时调整我国参与IPCC评估工作的思路；扬长避短，努力夯实气候变化方方面面的科学基础，增强我国参与IPCC评估工作的竞争力，提高我国气候变化科技的软实力，为我国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及参与国际气候外交谈判，提供科学而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