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表示：“建国以来，化工厂选址一直都建在江边，图取水方便。应该说，化工厂在兴建过程当中没有考虑过类似突发的化学污染事件。” 

    7大水系变身7大危险源： 

    河流成“排污沟” 

    “化工中的原料有毒物质多，易燃易爆的气体、液体在化工企业常见，即使防控再严密，这类突发的化学污染事件也不可避免。包括国外大型化工企业也发生过突发污染事件，但严重污染水源的少见。”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郭召海说，松花江上不只吉化一家化工厂，不过吉化是最大的，且位于松花江上游地区。

    据王浩介绍，吉林化工厂是一家老牌化工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很有名了。值得一提的是，吉林化工厂发生类似化学污染突发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其实它是一个惯犯”。王浩指称，上个世纪70～80年代，吉林化工厂就曾发生过一起汞泄漏事件，对松花江造成了汞污染。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称，目前化工厂分布全国各地，多达2万多家，但对分布在河流附近的化工厂数目并没有做过确切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化工厂虽然不一定在沿江沿河分布，但化工厂与水是分不开的，它们是用水大户，排放污水也需要离水较近。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对此给出的说法是：“化工厂主要生产石油、塑料、无机盐等，生产农药、染料等的化工厂，废水处理一般比较困难，污染较大，这些都是常态的污染现象。这次吉化事件属于事故，不能避免但也不能说合理，不是按照平时设计的生产程序就可避免的。通常，化工厂发生突发的化学污染事件是不可预见的。” 

    正因为这种突发事件的不可预见性，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七大水系都有可能变成危险的源头。2005年3月，第13届“世界水日”暨第18届“中国水周”期间，中国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路明表示：“中国的饮用水安全正面临严重威胁，危及饮水安全的基本因素是水污染问题。”水利部专家分析，中国江河污染主要是城市和工矿企业的点源污染所致，一个入河排污口污染一大片，在大江大河形成岸边污染带；支流小河一个工厂的污染就会使整条河流受到污染，变成“排污沟”。 

    据水利部门最新调查资料，现在废污水排放量已超过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倍以上，年排废污水达600亿吨，这些废污水80%以上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库。中国城镇供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城市水域受污染率高达90%以上，不少城市供水水源受到威胁。 

    应急机制不健全： 

    可防洪抗旱，难防突发性污染 

    一旦发生突发性化学污染水源事件，地方政府是否存在应急机制，能否迅速控制局面？ 

    王浩说：“水利部关于流域管理的应急机制主要在两方面，一是防洪，二是抗旱。国家设有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各流域均设有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水利部，所有防汛抗旱的应急预案都有一整套。但是对突发污染事件的应急预案，还是准备不足，也没法准备。” 

    王浩表示，水利部的职责是负责水体，包括河流、湖泊、地表水、地下水水体等水资源的水质不受污染。每一河段都有自己的水功能目标，要达到目标，必须定出一个纳污标准。比如某河段的纳污能力是10吨的COD（化学耗氧量），如果从排污口排出20吨的COD，这就超出了该河段的纳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水利部派出的流域管理机构就要进行管理，削减排污总量。目前流域管理机构在这一方面控制比较严格。 

    此外，国内7大流域都有相应的主管机构??流域委员会。如目前负责松花江流域管理的是松辽水利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只是水利部的派出机构，由于缺乏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共同参与，其议事、协调和裁决能力不强。且流域管理机构只是事业单位，不属于政府行政系列，在水行政管理事务中难以刚性行使权力，在实际工作中又会受到地方行政的影响。流域管理机构下面又设水资源保护局，它是国家环保总局和水利部共同领导的。水资源保护局具体负责监测、监督，按照水功能区划的要求，对河流的水体功能进行管理。但这些工作都是日常性的，如果发生突发性的水污染事件，则难以预防和应对。 

    不过，针对类似污染突发事件，国家还是准备了应急备用水。几年前，水利部拨款为哈尔滨修建了一个磨盘山水库。这个水库的供水量供应居民全部的生活用水是不够的，但适量供水没有问题，且在应急时可以启用。 

    职能部门责权不清： 

    “环保局不下水，水利部不上岸” 

    据王浩介绍，根据国务院的方案，岸上的污染控制由国家环保总局负责，水资源、河流、湖泊水体的保护则由水利部负责。现在的问题是：岸上的污染控制不住，源源不断流到河里，所以河流、湖泊水质很差。 

    面对这类突发污染事件，这两个部门当然要合作，但如何协调却是一个问题。职责划分范围就是“环保局不下水，水利部不上岸”，水利部管水的事情，环保局管岸上的事情。因此有专家认为，哈尔滨停水事件反映了流域管理和环境监管的协调性薄弱，流域之间没有形成健全的污染控制和保障应急机制。 

    王浩说：“作为环保局，它应该注意两件事情，对于每一个微观的化工厂来说，它有一个排污口的达标排放。但是，即便这条流域所有单位都达标排放了，那么，江河水体的水质也可能达不到水功能区的要求。通过这次突发的化学污染事件，环保总局也要对排放标准这一套污染物控制进行反思了。”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认为，防止化工厂发生化学污染，目前是由当地环保机构来监测。如果发生污染事件，应该说地方上环保局监测不力。但各地环保机构有时候人力、物力不够，监测不过来，也不排除多方面利益纠缠，造成监测不力。 

    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表示：“此前城市饮用水水源并非单一，将大河流作为城市主要饮用水水源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因此并没有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关各部门之间也欠缺协调。如果涉及到跨流域城市水源的问题，那相关方的协调联动就更加薄弱了。” 

    国家环保总局政研中心主任夏光说，目前环保部门在当地对环境进行监测，国家还有“国控面”，即国家直接控制、监测流域的断面，这由国家直接建立监测点，收集信息。“但国控是用来监测公共性的水体，河流的断面，而不是那些化工厂。化工企业主要是由当地的环保部门进行监测、监督。” 

    这一点在本次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即有表现。虽然国家环保总局介入后，开始实时通报污染带所在断面的苯浓度和硝基苯浓度，但哈尔滨相关专家向记者指出：“苯污染到底有多严重，量有多大，要问吉林化工厂。但爆炸后到底有多少苯流放到松花江，他们不公布，不吱声，也不告诉我们。” 

    中国7大水系不同程度受污染 

    此次哈尔滨停水事件仅作为一个突发性事件引发人们关注，但可怕的仍是人们日常饮用水的安全问题。随着城市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国7大水系已经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许多流域污染已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并增的态势，其严峻程度并不亚于这次哈尔滨停水事件。 

    以黄河为例：从青海经甘肃、宁夏至内蒙古，黄河沿岸能源、重化工、有色金属、造纸等高污染的工业企业林立，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大。由于污染治理严重滞后，污水处理率偏低，不少企业未能实现达标排放，部分企业偷排偷放屡禁不止，导致每年排入黄河的废污水量不断增加。而随着国家西部开发进程的加快，旧的高污染还没有彻底治理，新的高污染项目又在西部上马。一些东部污染企业纷纷涌入西部，加剧了黄河污染程度。 

    承载全国1/6人口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上世纪90年代初，淮河水污染日甚一日，不仅对流域水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同时严重影响全流域居民的生产、生活。1994年6月，国务院专门召开淮河水污染治理会议。随后颁发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这是迄今中国为单一河流水污染治理制定的惟一一部法规。 

    虽然从中央至苏、鲁、皖、豫四省各级地方政府及企业，也在高投入、大规模治理淮河水质污染，但据大陆公开报道称，在2004年的记者调查中发现：淮河污染严重反弹，主要水质污染指标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流域约60%为劣五类水质，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响1.3亿居民生活。淮河污染治理耗时10年，国家、地方和众多企业投入600多亿元巨资，竟让污染回到了原点。 

    究其原因，有专家认为，关掉企业或者搬迁企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吉林化工厂为例，以它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只有权衡后才会决定。当地方政府考虑经济增长或追求GDP，特别是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就很有可能姑息纵容。 

    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国化工三大集团旗下的化工厂，在目前大陆2万多家化工厂中所占比例不多，但多是规模较大的大型化工厂。一些中小型的化工厂多为当地政府兴建，政府系统内还设有化工办。这些小的化工厂平时污染比较严重，但规模小影响相对也小。地方上的环保部门对化工企业实施监督，但由于环保部门受地方政府领导，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导致监督很难到位。 

    基层环保人士建议，国家对于水环境应加强规划和立法工作，考虑全流域的管理，综合治水，统一监管，统筹协调解决，由区域管理上升到流域管理，解决目前出现的包括部门推诿、立法分散等在内的问题。 

    吉林化工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面对天文数字赔偿 

    据11月25日新闻报道，吉化有可能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天文数字的索赔要求。不过有学者指出，这一数目吉化难以承担，最后可能还是会以国家赔偿的方式解决问题。 

    从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得到的说法是，对于类似不可预见的化学污染突发事件，化工企业一般有应急处理的措施。针对此次事故，中石油会对吉化予以处理。上次重庆井喷事故，企业领导人都引咎辞职。 

    国家环保总局政研中心主任夏光则认为：“对于吉化发生突发的化学污染事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企业将承担法律责任以及行政责任，这在法律中都有一套规则规定。如果不进入到法律程序，那就动用行政惩罚的办法，如罚款。如果是严重污染，造成恶性事故，那将进入法律程序进行审判。” 

    王浩说：“企业光顾着自己这种小的核算单位赚钱，不负社会责任，将预防这类突发性化学污染事件的开支能省就省，拼命地降低成本，追求利润，结果一发生污染，把整个的负担转嫁给社会。当务之急，每个化工厂都应建立针对类似突发化学污染事件的应急预案，尽量将污染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将来这些建在河流边的化工厂不可能全部迁移，也撤不走。现在关键是要做到达标排放，并接受江河水体纳污能力的总量控制。同时加强化工企业对突发化学污染事件的防控，并且要把防控的成本计入企业生产成本，不能转嫁到社会中。现在，水利部对这种突发化学污染事件搞不了什么应急预案，每个化工厂都是事故源。”王浩说。 

    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郭召海博士则强调：“根本解除威胁的办法是将化工厂搬迁，在水源地必须严格禁止建化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