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针对当前已经高度自由流动、并且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的设计中，不仅应该继续执行原先已经出台的各种资源环境保护管制政策，而且还应该对此提高约束，让资源环境要素的流出越来越困难，同时促进这些要素的积极流入。反言之，必须切忌重复以前的教训，让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产业继续得以在 “自由和开放”的名义下透过自贸区这个管道向内涌入。否则，我们的自贸区发展极有可能是反其道而行，令“建设美丽中国”这个目标渐行渐远！

从资源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理解，西方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曾经有过两种主要理念，其一是继续走资源环境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称之为A模式），作为最极端的增长至上论，这条道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由此，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环保主义运动催生了第二种发展理念，那就是走“绿色”增长道路，其中尤以1988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为代表，此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基本上认同这个理念，并切实地采取了各种政策与行动，对本国/本地区进行实实在在的“绿色治理”，并取得显著成效。

到今天，整体上西方国家的环境优于发展中国家，而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中不可获取的一个条件便是借助于越来越便利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将本国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外转移，同时有限制、有选择地对外输出本国的“绿色清洁资源（即能源资源环境）”（譬如跨地区贸易一体化协议中对特定地区进行贸易品种类的限定），尽管从结果来看，这似乎是全球化背景下，各种要素参与全球分工后使然，但如果所有的贸易都是真正双向自由流动的话，到目前，发展中国家实则不会接受这么高比例的污染产业，而完全忽略对于清洁产业的引进，而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也不会如此顺利。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便是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自贸区的设定，自贸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转型的意义何在呢？

一方面，自贸区，顾名思义肯定是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程度，让商品和要素通过这个管道真正地在国际市场上流动起来，然后推动本国禀赋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最大程度的回报，这一点基本上是众所周知。但这却并非是自贸区的全部内涵，到今天，我们开始研究所谓的“负面清单管理”，这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依始时，是根本不敢做，也不敢想的时期，那时，担心的事情是怕没有外资进来，没有对外贸易可做。然而，30多年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早就为自贸区设定了为数众多的“负面清单”，对贸易对象和种类进行了诸多的规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资源的扭曲配置”，即通过政策来抬高某些贸易品的成本，并通过“自贸区”又降低其他贸易品的相对成本,从而创造以及凸显出某些贸易品所谓的禀赋优势。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明白（或许大部分人还没有真正明白），这样的成本本来应该通过国内的价格信号进行还原，不过，要在国内扭转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价格信号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譬如需要国会、政府、市场进行反复博弈之后才能成行。而如果通过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形式来扮演价格信号的作用，那么就会减少很多的社会博弈成本，同时实现对贸易和投资流向的某种掌控。这便是自贸易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第二重意义所在，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所谓的“倒逼机制”，只不过，更宽泛的理解是，自贸区倒逼的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等主体，如果政策合理有效的话，它还会直接倒逼“资源环境领域的价格形成”。

就此而言，针对当前已经高度自由流动、并且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的设计中，不仅应该继续执行原先已经出台的各种资源环境保护管制政策，而且还应该对此提高约束，让资源环境要素的流出越来越困难，同时促进这些要素的积极流入。反言之，必须切忌重复以前的教训，让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产业继续得以在“自由和开放”的名义下透过自贸区这个管道向内涌入。否则，我们的自贸区发展极有可能是反其道而行，令“建设美丽中国”这个目标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