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与联合国人居署、成都市人民政府在成都联合举办了“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教授（PaulM.Romer）应邀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罗默教授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三大紧迫挑战：一是要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全球变暖；二是要探寻成功的城镇化模式；三是要倡导“舰船”精神，促进社会进步。罗默认为经济学家需要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研究。在西方国家，经济学家注重城镇化过程中市场的作用，对政府作用重视不足。随着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工作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完成,通常都需要许多人的通力协作，事实上，协作已成为常态。城镇化发展也是如此，经济学家必须更好地理解如何平衡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以下为演讲全文。
一、城镇化不能单靠市场竞争
   谈到协作，首先想到的是“指挥与控制”的协作模式。比如军队，这是一种高效的协作方式，但缺乏创新性和探索性激励。于是，经济学家便提出并倡导市场竞争的协作模式——就是将市场作为实现协作的手段——认为基于固有规则的市场，通过赋予企业及个人自主决策的自由权利，可以实现有效协作。市场的优势在于通过市场调节，提供低成本的产品和服务，还能推动科技创新和科学发明。不过，当经济学家对市场推崇备至时，却忽视了政府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例如，在城镇化过程中，如果政府不对进城人口的地点和活动做出规划和安排，城镇化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所以，过去我曾是一个认为“政府无用论”的经济学家，如今我已更加务实，是一个认为政府规划必不可少的经济学家。
二、城镇化需要“有管理的竞争”
    “有管理的竞争”是我推荐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市场竞争类似，但由政府制定规则，在遵守统一规则的前提下，个人和企业开展自由竞争。但是，“有管理的竞争”模式要求政府主动作为，既要制定规划，也要顺势而为。如果市场竞争没有带来居民期待的益处，政府就要改变规则，鼓励竞争让居民受益，这是检验市场成功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即是否能够造福国家和民众。否则，政府就要调整规则，以确保市场给民众带来期待的惠益，包括要给那些在常规市场机制下无法盈利但有社会效益的项目提供补贴，也要限制和阻止有利可图但损害民众利益的项目。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筹集资源，激励没有经济效益但有社会效益的活动，尤其需要有一个强势的政府来遏止利润丰厚但却贻害百姓的活动。而且，随着企业势力不断壮大，政府也需要变得愈加强大，才能阻止企业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谋取利润。就城镇化而言，“有管理的竞争”模式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城市内部，需要城市政府对辖区内所有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进行协调，也就是说城市政府负责管理本地竞争；二是城市之间，中央政府要对城市之间的竞争进行管理，将城市视为不同的竞争者，并制定规则鼓励城市竞争，以实现国家目标。这种思维方式也会深刻影响财政政策，比如哪级政府负责收取税费？哪级政府需要负担公共支出？
三、城镇化需要探索有效的“商业模式”
     以建设新机场为例，在大多数城市，建设新机场对城市是有益的。我所说的商业模式不仅能帮助新机场筹措建设资金，而且有助于机场的科学选址。一种传统的机场商业模式是赠予，即个人或企业将机场免费赠送给某个城市，机场在哪个城市修建由赠送机场的个人或企业决定。这种商业模式的问题在于无法实现规模化，全世界需要几十万个机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有能力赠送所有的机场；另一种机场商业模式是市场上常见的征收使用费，比如新机场可以向航空公司征收飞机起降费。不过对交通基础设施来讲，仅仅征收使用费不足以支撑这种民生工程的长远发展，必须依靠别的收入来源。事实上，机场建设就有一种“零售”创新商业模式：机场一方面会收取飞机起降费，另一方面会向机场内的高端零售店收取租金。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不仅已深入人心，而且收入可观，几乎能解决世界上所有机场建设的融资问题。选择这种商业模式往往就意味着要选择在这种模式行得通的地点建设机场，通常也就是真正需要机场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机场是由私营企业还是政府机构运营就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公”或“私”并不是关键因素，关键是它的商业模式。即究竟是依赖“赠予”的模式？还是采取一种商业模式，一种可以规模化的、在需要投资的地方借助这一模式提供投资资金的模式？机场“零售”商业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土地价值捕获。
如果交通设施在收入方面一直无法实现自我造血的话，即使收取使用费，也无济于事。那么，什么样的模式才是可行的模式呢？就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带来沿线或周边土地价值的增值。当美国修建第一条横贯东西海岸的铁路时，就将铁路沿线的土地给了铁路建设公司作为部分融资来源。随着土地不断增值，这些公司的收入也增加了，也就是说，从铁路沿线土地增值中获益是铁路投资的重要回报之一。
    这种模式也可以应用到城市。比如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岛，曾被马来西亚认为一文不值而放弃了这片土地。之后，李光耀动用国家土地征用权，使新加坡政府获得了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于是，这片曾经被认为毫无价值的土地，如今，仅仅是土地的价值，还不包括地上的建筑，就已经高达上万亿美元。土地所有权带来的回报成为了新加坡政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再比如地铁。未来的地铁应该有一个不依赖于国家或国际开发机构捐赠的商业模式。如果地铁确实对一个城市有益，那么就应该有一个让市民付费支撑地铁日常运营的商业模式。当然地铁票是一部分收入，但不足以维持其运营，我们还要更好地利用某种形式的土地增值或是地产开发，比如在地铁站建设类似机场那样的零售店，比如新加坡就通过土地增值为地铁项目融资。再比如城市间的交通连接，类似“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开展的“设施联通”，这种项目最终也会通过城市联通所带来的土地增值获得回报。比如中央政府对连接成都的高铁进行投资，让成都变得更加兴旺发达，进而使成都土地价值得到了提升。因此，中央和城市政府都需要利用土地增值的机会来支付本地的基础设施项目，也期待对“一带一路”的联通，尤其是铁路联通项目进行融资时采用同样的土地增值模式，让政府有能力支付连接世界各地的基础设施项目；除了将土地增值作为重要的税收来源之外，还可以探索另外一种税收来源，即租赁收入。租赁收入不是一次性的税收收入，而是持续不断的收入，比如新加坡就对土地进行租赁。
四、中央政府应该更多承担对人投资的责任
     展望未来的中国，我们要让每个家庭都感觉自己在和国家共同进步，要确保每个家庭都有参与感，要让这些家庭认为他们有机会搬迁到别的城市。这会让家庭感觉受到欢迎，受到邀请，城市在彼此竞争吸纳人口，愿意容纳每一个人。这种对新居民的竞争不应只针对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也应该包括中年人，以及来自农村或其他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居民。我建议中央政府担负起更多对人进行投资的责任，也就是卫生和教育类投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央政府能为城市支付医疗、教育费用、支付吸纳新居民的成本，当地居民的负担就会降低，他们也就会更愿意接纳新居民，接纳更多的人，包括那些开始时收入较低的居民。这一措施对国家是有利的，而且不会增加现有城市居民的负担，最终将推动城市发展。未来，城市越大，在城市竞争中的优势越明显，城市也会在竞争中变得更加强大，受益更多。
五、“舰船”精神对社会进步十分重要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需要明确什么是社会进步。社会进步的标准并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是谁，我们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军队的管理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值得学习。比如军队会在所有成员当中灌输同心协力的理念，这种众志成城的“舰船”精神是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克服所有政策挑战的关键因素。军队这样的组织也非常注重包容性，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即使是军队中级别最低的成员，也会被融入这个集体，会有一种归属感，会受到军队战友的照顾。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所面临的风险，就是政策领袖通常会听从经济学家的观点，而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市场的作用，从而会放弃对共同目标与包容性的追求。再举一个海军的例子，美国海军会告诉每个水兵，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舰船,其次的职责是保护同船船员，再次才是保护自己。我认为，这种“舰船－同船船员－自己”的优先次序是每个政府都应该向民众灌输的理念。当前，每个国家都不免将“舰船”看作是“国家”本身。但如果我们能在国内建立包容的、团结一致的信念，我们在未来就能把这艘“舰船”看作是整个“人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经济学家一直在强调“自己、自己、自己”。这绝非成功之本，而是灾难之源。今天，形势已刻不容缓，我们需要克服重重障碍，我们需要政府来平衡市场，需要政府强调“舰船”及“同船船员”的重要性，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归属感及共同的目标。否则，人类将无法采取政策行动遏止气候变暖，也无法构建强大的政府为城镇化的成功奠定基础，人类也就无法取得进步。
        因此，我们要认真思考研究城市间的竞争关系问题，通过鼓励适当的竞争实现国家目标及社会包容。希望中国不仅能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也能为世界各国树立榜样。
       本文根据保罗·罗默在“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