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战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较短时期内积极调整政策促进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步高速提升

　　二战以后全球迎来了新一轮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高质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其经验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高速工业化和持续产业升级保证了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

　　作为后发国家，日本、韩国在战后都经历了一个“挤压式”的快速工业化阶段。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均增长１３．６％；１９６１— １９８０年，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１６．５％。高速工业化创造的非农就业机会拉动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１９４５—１９７３年，日本城镇化率从 ２７．８％提高到７４．２％，年均增长１．６６个百分点，１９６０—１９９５年，韩国城镇化率从２８．６％提高到７８．２％，年均增长１．４２个百分点， 各自在３０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城镇化。值得强调的是，日本、韩国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积极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高度重视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投 资，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动力结构的重大转型，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保障了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政府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全过程中始终扮演积极角色。

　　不同于先发国家的历程，日本、韩国等国政府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所谓“东亚模式”的重要特征。一方面，日本、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土空间规划。另一方面，日本、韩国政府都试图通过有效干预为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提供有利条件。

　　第三，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生产率提高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启动前提和推进基础。东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日本、韩国自始至终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保证了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第四，适时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城市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促进社会平稳转型。

　　日本、韩国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历程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钢铁、能源、化工等产业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和城市公害问题日益突出，一度爆发了严重的四大公害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公害运动。日 本政府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先后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１４项环保法律，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明确了企业应对公害的责任；地方政 府也实施了严厉的公害防治条例，引入社会监督，对不达标排放企业采取强制措施。１９８７年，韩国爆发了全国性的劳工骚动，先后发生了３０００多起劳动冲 突，涉及１２０万工人和１／３的企业。此后，韩国政府的劳工政策开始转型，通过修改劳动法给予工会活动更大的空间，强调以法律、行政手段规范劳资行为，提 倡和谐产业秩序，建立三方协商机制和劳动争议调处机制。

　　目前，虽然日本、韩国仍面临着主要都市圈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交通拥挤，房价高涨等问题，但同样作为东亚国家，它们在战后快速协调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的经验对我国具有直接借鉴意义。概括而言，就是立足本国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充分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借鉴先发国家经验，有效发挥政府在制定 规划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导向性作用，注重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强调城乡统筹和农业现代化，正面应对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复杂社会问题，果断采取有力措施 及时化解，从而实现了城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成功的经济追赶。

　　（三）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战略和体制缺陷导致的高水平、低质量城镇化

　　２０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拉美和亚洲、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也获得了突飞猛进。与先发国家及日本、韩国等国不同，巴西、阿根廷、墨 西哥等拉美国家呈现出典型的“过度城镇化”特征，即城镇化严重超前于工业化，大量贫困人口在城市聚集，贫民窟普遍存在，经济增长缓慢，就业不充分，收入差 距巨大，社会问题突出，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城镇化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更好地规避城镇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首先，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使得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遇到重大挫折，城镇化拉力严重不足。

　　二战以后，拉美国家选择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一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模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劳 动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增长缓慢；由于国内市场狭小，规模经济优势难以形成；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性不足，延缓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工业产品竞争力不 足，外汇收入过于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进而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倒退”对城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工业部门发展停滞乃至退步，工业增 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１９８０年的３９．０％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２８．９％，降幅超过１０个百分点，巴西更是从４３．８％下降至２６．９％，失业率长期维 持在９％左右，这使得城市经济发展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吸纳农村进城人口，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拉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生存条件恶劣以及对城市 就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渴望，大量人口无序涌入城市，但缺乏在城市生存的必要条件，形成了很多贫民窟、棚户区，城市二元结构突出，贫困人口在城市的聚 集成为城镇化的主要“推力”。

　　其次，政府未能有效应对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问题。

　　拉美国家曾长期被殖民统治，国家独立后仍深受原欧洲宗主国古典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影响，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在战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国家对经 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但对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合理发挥政府在后发赶超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缺乏深刻的认识和有效的政策。

　　第三，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对农业的长期忽视使得城镇化缺乏坚实基础。

　　长期的殖民统治之下形成了种植园经济和大土地制度，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拉美国家并未完成社会改造，传统农业模式和土地制度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 种高度集中的土地模式，一方面削弱了农业部门无法对工业化所提供的需求空间和要素供给支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工业起步，几乎完全由初级产品出口带动， 农业发展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另一方面，使得广大无地农民不能在初级产品出口中获取应有收益，生活窘迫，生存条件恶劣，无法在农村立足，进而无序涌入城 市，同时也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和农村凋敝。

　　第四，目前一部分国家把贫民窟等社会问题的治理与反贫困和社会融合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初步成效。

　　贫民窟、棚户区在城市的大量存在是拉美国家过度城镇化的典型特征。不可否认，贫民窟在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过程中起到了容纳、缓冲乃至向上流动的桥 梁作用，但大面积贫民窟的存在，不仅形成了城市二元结构和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加剧了城市贫困问题，扰乱了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导致社会分化， 形成一种对社会不满、抵制甚至仇视的贫民窟文化，是滋生犯罪和社会动荡的温床。拉美国家也充分认识到了贫民窟问题的社会危害，陆续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拉美国家是贫困现象空间聚集型城镇化的典型代表，在印度、埃及以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中东、北非国家，这种现象同样十分突出。 所不同的是，印度属于城镇化滞后国家，但孟买等少数大城市存在严重的贫民窟问题，埃及城镇化进程长期停滞，开罗等大城市的贫民窟问题非常突出，阿尔及利 亚、突尼斯与拉美国家的情况相似性更多。总之，城镇化过程中贫困现象的空间聚集，根本原因都在于工业化尚未充分发展，没有对城镇化形成足够的支撑，同时二 元经济结构特征显著，农业生产部门效率低下，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涌入城市聚居，进而产生了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工 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统筹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中的社会融合问题，实现包容性发展。

　　（四）资源驱动型国家：水平较高、质量有待提升的城镇化

　　以沙特、伊朗、委内瑞拉等石油输出国为代表，形成了一条极为特殊的资源驱动型城镇化路线。这些国家最初都属欠发达国家，在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依赖丰富的石油资源储备，积累了大量的石油资本，以此为动力实现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目前已基本完成城镇化。

　　总体而言，资源驱动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经济结构单一，石油石化等资源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高。二是人力资本素质提升缓慢，创新活动不活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三是多数 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尤其是一些中东、北非国家，宗教因素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入，长期实行强人政治、独裁统治，政府腐败低效，政权更迭和社会动 荡屡有发生。四是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不够，石油资源收益过多集中在少数权贵阶层手中，普通民众分享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即使在委内瑞拉这样经过查韦斯大 力提高国有化程度、人均收入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背景下，收入差距也没有显著缩小，２００８年基尼系数仍然高达０．４９５。

　　可见，与前三类国家相比，资源驱动型国家的城镇化更多的是在超额资源收益的推动下超常规实现的，城镇化是外生的、被动的，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所 处阶段和实际水平脱节。这些国家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加快经济社会转型，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而如果不能处理好政治民主化、经济 多元化和社会利益分化等重大关系，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反而有可能使城市社会问题更加尖锐、更易集中爆发，进而引发社会动荡，２０１１年以来，中东、北非政局 动荡就与此有密切关系，应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