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和城市转型起步期的关键“叠加阶段”，必须在增长的前提下来实现主动转型，同时要在转型的进程中实现高质量的增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不能停步。然而，长期以来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诸多环境问题，如果我国再走“发展就是燃烧”的粗放式老路，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以往的城镇化道路相比，其“新”的要义，就是按照生态文明的原则来进行城市、区域的产业布局、空间布局，充分考虑生态的承载能力，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任务，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与现代化的整体水准，从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城镇与乡村互动进步的现代化之路。

首先，新型城镇化战略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下全方位推进现代化进程。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同时进一步强调了新型城镇化的全国“一盘棋”行动，“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使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形成有机的网络体系，从而推进大行政区域内、经济区域内的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

其次， 新型城镇化战略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我国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城市转型发展要和我国整体推进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行动步调一致。

未来15—20年，我国整体上仍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期，“乡村中国”将进一步变身为“城市中国”。只有大中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才能引领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我国已经形成竞争规模的大中城市必须在发展方式上实现真正的转变，从过去追求空间规模的“外延式”向集约、高效的“内涵式”转变，从过去追求经济增长指标的“速度型”向构建高端产业体系的“质量型”转变。

再次，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等方面的战略导向，有助于在大的空间格局中推进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在十八大报告中，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消除城乡二元分割所带来的多重弊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出发，探索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下推进新型城镇化之路，应该有这样的整体设计，即以制度创新为突破，有效运用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创新功能和服务功能，提升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整体促进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友好互动，实现城市与区域的功能升级，城镇与乡村的同步发展。具体说来，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一是要充分尊重城市、城市群和区域的发展规律，科学制定长期的转型发展战略规划和推进步骤，保障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方向不改变。我国在过去3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的是粗放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一批先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因此陷入困境，转型发展迫在眉睫。鉴于如此严峻的现实挑战，城市和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城市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当是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底线。在这一前提下，城市化必须有基于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与推进行动安排，要对未来30年、40年的空间、产业、人口、生态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设定，以保障城市的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遏制“城市病”。

二是要把握城市与区域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战略，加快城市服务经济体系构建，推动城市与区域转型的绿色化、低碳化。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 “四化同步”，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变，由单一的城市功能向综合的服务功能转变等，是当前国内城市与区域转型发展的重心所在，即必须以创新型、服务型城市的建设为突破，用新技术手段和新商业模式去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就业人口结构的优化。

三是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发挥“强政府”与“强市场”的双重功能，让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推进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共进。在“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下，新型城镇化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障碍，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行政层级管理固化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在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中，不仅要实施最严格的节能减排指标约束考核制度，还要利用市场机制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鼓励企业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提升生态产品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