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0次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夕，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共分七个部分，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低碳发展试点与示范、能力建设、全社会广泛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等，全面介绍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并非矛盾

反复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雾霾天气，已成为人们的“心肺之患”，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迫在眉睫。“这既是新时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保护全球气候环境的现实选择。”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

中国对外宣布的目标是，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碳强度要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要达到15%左右，森林蓄积量要增加13亿立方米。

“这是我们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经过全国人大批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实现。”解振华表示，这个目标体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方向：一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转型升级；二是要发展新能源，发展清洁能源。中国将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做到既发展经济，又使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在他看来，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没有矛盾，到2030年，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会大大改善。

“经济增长与气候行动不可调和的想法表面看来既精明又现实，但实际上是一种模糊的误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今年9月为《纽约时报》撰文时指出，“超越阻碍拯救地球行动的特殊利益与意识形态，我们就会发现抗击气候变化行动比几乎所有人想像得都廉价而简单。”原因在于，一是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大幅下降，二是碳排放定价会产生很大的“协同效益”。

留住“APEC蓝”并非奢望

“‘APEC蓝’不是不能实现的问题，只要采取措施，空气质量是能够改善的。”解振华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

解振华认为，APEC期间为控制大气污染采取的一些措施，短时间里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些影响，但如把这个时间拉长，把措施找得更准一点、更有力度一些，就能够早一点实现“APEC蓝”的常态化。

11月12日，中国和美国公布了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2025年，美国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26%~28%。中国计划将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控制在2030年左右，并尽早实现。此外，《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并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表示，中美能源合作一直是亮点，今后双方在清洁煤、清洁能源汽车、提高能耗等方面，都会有很多合作，前景非常广阔。他还说，在APEC会议期间，北京的蓝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现在老百姓宁愿牺牲一点GDP来得到更好的空气和更好的蓝天。中国做出减排的承诺，对中国的环境改善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既要适应也要减排并非两难

在中国气象局11月24日举行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宣讲会上，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华表示，我国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适应行动，调整和管理人类的活动，减轻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不利影响。目前，我国已建立了集气象灾害风险普查、识别、预警和评估于一体的气象灾害风险业务体系。同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气象部门正在为风能、太阳能开发提供精细化的气象服务。

11月25日，记者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上海将率先开展城市重点领域气候变化风险定量化评估工作，并将在此基础上采取更有效的适应性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城市运行风险。上海市发展改革委秘书长周强表示，适应气候变化，上海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另一方面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在节能减排方面，我国正在行动。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能耗强度和碳强度进一步降低，单位GDP能耗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6%，碳强度下降了5%，森林蓄积量已经超额完成了“十二五”的规划目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去年年底已经达到9.8%，接近10%。除了完成具体的减排目标，今年更重要的工作还在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顶层设计。比如9月份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明确了2020年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而APEC期间，中美两国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不仅宣布了2020年后各自应对变化的行动目标，更被看作多年来陷入僵局的国际气候谈判出现了重大转折。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减排目标的建立有利于形成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的倒逼机制，催生更灵活、更强有力的减排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