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8-26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通往哥本哈根道路上，又增加了一块坚实的基石。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另一个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印度，也站在了和中国一起应对气候变化的阵线上。

通往哥本哈根道路上，又增加了一块坚实的基石。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另一个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印度，也站在了和中国一起应对气候变化的阵线上。8月24日，正在北京访问的印度环境和林业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明确传递出这一信号。

中印双方不仅将合作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融化进行合作研究，还将在发电、太阳能、风能等领域展开合作。

但是另一个将决定哥本哈根会谈成果的国家──美国却仍在是否通过气候法案的问题上游移不决。

中美清洁能源论坛（JUCCCE，简称聚思）主席刘佩琪（Peggy Liu）认为，世界对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已经做出的努力缺乏理解，可能是哥本哈根谈判中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美国以为中国无所作为，所以相信一旦自己单方面减排的话，就会阻碍技术创新、打击工业发展、降低自己的竞争力。”刘佩琪告诉本报记者。

中国减排成就需“扬名天下”

《21世纪》：你的身份是中美清洁能源论坛(聚思)的主席，而聚思的工作是致力于促进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交流， 那么中美合作有哪些障碍呢？

刘佩琪：中美合作当中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 这是因为，中国很多的政策是中文的，不会对大众翻译成英文发表。

我向朱棣文部长建议过，美国能源部应该开始设立必修汉语课程，即使一个月只上一次课。这能很好地体现我们合作的姿态。

《21世纪》：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可以怎么做？

刘佩琪：中国现在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公关系统，但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确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有人能应对西方国家公关人员的工作，至少在能源领域是这样。因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几乎和现实情况截然不同。

在过去2-3年里，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施了很多新政策，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美国大众对中国不太了解，不能完全说是美国的错。比如，在能源领域，中国应该向美国公众宣传、表明中国对待绿色经济的态度。中国需要让各国了解其减排成就。

《21世纪》：那么在通往哥本哈根的道路上，究竟有哪些障碍呢？

刘佩琪：中国政治体制具有其独特优势，具有快速、高效的执行能力。中国已经在减排问题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也许哥本哈根的谈判代表们并不了解中国在绿色经济方面的进展和现状，这可能是谈判中之所以会产生问题的原因。比如中国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袋，但是在国外知道这点的人并不多。

再来说说美国，能源合作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双方达成协议。

但是美国以为中国无所作为，所以相信一旦自己单方面减排的话，就会阻碍技术创新、打击工业发展、降低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以为，中国自认为有权力像美国过去一样先污染50年再来治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加深对对方的了解、客观评价各自行动框架的成效，结果不会是这样。

读懂中国才有减排决心

《21世纪》：你对美国的期望是什么呢？你认为美国应该首先在减排问题上做出表率吗？

刘佩琪：美国没有选择，必须首先做出表率。现在关键就看美国的国内政治了。美国的国内政治比中国复杂得多，因为他们的政体是权力分割的。

现在很多美国民众关注的是，如果美国不在哥本哈根协议上签字，会导致什么后果？不过，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里，很多想法是自下而上的。有时候，民众不会安于等待总统或者高层的举措，就率先行动起来。公众人物和NGO（非政府组织）都非常的活跃。私营企业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比如沃尔玛就做出了很好表率。如果供货方不提供节能、绿色的产品，企业就拒绝下订单。

所以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仅仅政府间的碳排放公约并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像沃尔玛这样的私企，构建一个节能行动框架，就可以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21世纪》：你是指美国会尽量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减排方面的作用，这种措施是否也适用于中国？

刘佩琪：中国可能不大一样，因为行政命令在市场上仍然能起到重要影响。但是一定程度的集中能够大大加速行动效率，这在过去2-3年内尤其明显。这是中国独特政治体制的优势。

美国可以在能源问题担当世界领导，这是美国的责任。实际上，中国也是这样期待的。

包括聚思在内的很多环保NGO都向美国民众号召说，美国应该批准哥本哈根协议，因为中国已经在自己的框架下朝这个方向努力，不会停下来等美国。比如，“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这就是中国的具体行动，但是很多外国人并不知道。我想如果美国对这一切有所了解的话，谈判的状况就不会是这样了。这也是聚思的任务之一。

多边框架确保技术转让

《21世纪》：哥本哈根会议上会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减排技术的转让。中国愿意减少排放，但在谈判中会寻求更多的技术转让。你觉得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应该如何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让方面建立良好机制？

刘佩琪：我认为这种诉求当然是必要的。我之前在麦肯锡和美国一位公司总裁谈话时，也说到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在向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转让技术的同时，不会对技术创新国造成负面影响？他有一个很独到的想法：在多边框架下设立基金，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向他们免费开放技术使用许可，但是由这个多边框架的基金向技术创新国付费。这样就是双赢的了。我不太同意新技术的完全无偿提供，因为这样会伤害创新的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创新者和购买者的很好妥协。

《21世纪》：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有些国家对高新技术有出口限制。这样可能也会不利于技术转让的实施，怎么解决这类问题？

刘佩琪：这个问题我和美国能源部谈过。我们和他们工作接触很多。他们的看法是，外界对取消出口限制呼声很高，但如果我们仔细看条文法规的细节，会发现被限制出口的技术其实少之又少。所以外界可能有某种误解，以为美国大量限制对中国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