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9月27日 05:11  21世纪经济报道

　　 林伯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对于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目前更受到关注的是二氧化碳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全球温室效应，这将迫使世界对能源的排放采取各种措施。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委员会推断：如果全球温度上升被限定在2℃－4℃之间，那么到2050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至50%－85%。2008年4月8日，八国集团发表声明，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其他成员国共同努力，实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至少减少一半的目标。

　　 中国目前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增量最大的国家。未来经济仍将持续快速增长，能源消费以及温室气体等的排放也将持续上升，这使得中国不得不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其二氧化碳减排将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最大二氧化碳的排放国，已经受到部分西方国家的指责。此外，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瑞·萨克斯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参与，就无法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杰弗瑞·萨克斯是对的。根据全球2050年二氧化碳减排50%的目标，我们可以假定，全球在2020年应该比2005年总量的266亿吨基础上减排20%，应减排总量约53亿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CCEER）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减排20%的目标不仅无法达到，反而可能增加排放24亿吨。因为，即使其它主要发达国家所设定的2020减排目标都顺利实现，使其减排总量达到36亿吨，但2020年印度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增加11亿吨（据IEA预测），同时据CCEER预测，即使是在较低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可再生能源规划目标实现的情景下，中国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至少还要比2005年增加49亿吨。

　　 但是，要解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问题，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同时，还需要讨论：全球气候变暖最主要的制造者是谁？应当如何从公平的角度定义排放？谁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

　　 有数据表明，从西方开始工业革命的1750年前后到1950年的两个世纪里，在因人类利用化石燃料而产生的二氧化碳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实现工业化的半个世纪里，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据估计，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只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所以，全球变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排放大量温室气体造成的，不是发展中国家。专家指出，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最长能够停留3000年。也就是说，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发达国家长期的、毫无顾忌的历史排放造成的。因此，发达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应该对全球变暖承担更多的历史和现实责任，而不是把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还远低于发达国家。2006年中国人均排放为4.74吨，而美国和日本为19.37和9.78吨。CCEER的研究结果说明，即使在2020年发达国家减排目标顺利实现的情景下，其减排后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仍高于发展中国家。假定美国在2020年比2005年能够减排20%，其人均排放仍高达15.7吨；而中国即使在较高经济增长情形下，届时人均排放也只有8.8吨。

　　 再次，发展中国家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中，有西方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处于分工产业链最高端的发达国家，更倾向于把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生产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需要的大部分高耗能产品。

　　 环境经济学的排放权理论认为，环境容量是一种财富。经济活动主体拥有排放一定量污染物的权力（即人均排放权），就等于对一定环境容量资源拥有了产权（即环境产权）。这种环境资产产权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如土地所有权、资产所有权等）类似，可以通过交易而实现转移。

　　 如果可以从公平角度确定人均排放权，就可以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能源环境责任，或通过交易，或通过援助。因此，在国际上，争取能源和环境公平应当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战略要点。除了强调发达国家对于能源价格和环境污染的责任，还应当要求这些国家由于环境问题必须调低他们的能源需求。

　　 中国作为目前全球二氧化碳的第一排放国，要解决二氧化碳排放，将面临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是中国正处于经济持续高增长、工业重化凸显、城市化加快的发展阶段，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能源的高需求必然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而发达国家早已走过了这个阶段，两者在同一时刻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如果在2020年以前强制限排，必将以牺牲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为代价，对于中国，这既不可行，也不可能。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二氧化碳减排。中国批准加入了包括《京都议定书》在内的50多个公约。2007年正式公布了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性文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提出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使GDP的碳排放强度较大幅度地持续下降；到本世纪中叶，争取实现碳排放量的“零增长乃至负增长”。

　　 因此，仅从排放总量上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进行评价是不合理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正确面对碳排放问题。环境容量是有限的，环境影响是累加的，进一步排放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气候变暖。因为存在着环境阈值，极少量排放或许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悲剧性后果。不容置疑的是，面对严峻的环境压力和国际压力，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将面临挑战。强制限排必将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所有国家的政府将面临严峻的政策选择。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一次能源论坛上，国际能源署全球能源合作司官员乔纳森·辛顿断言：“为了实现到2050年二氧化碳减排50%的目标，全球可能需要额外投资45万亿美元。”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然而，为了拯救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45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或许是很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