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断走高的油价对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对高油价成因的探讨也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目前的主流认识是供不应求造成了高油价，笔者无意否定以上看法，但认为其过于表层与直接（笔者认为，供不应求只是导致高油价的直接原因），因而难以提供战略决策所需的长程前瞻性预测和深层整体性把握。有鉴于此，遂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即目前的高油价与正在急骤扩张深化推进中的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实际上，前者的高速上升正是后者加速推进的一种突出表征，具体展开如下。
经济要素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双向分层对流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以降，由于一系列有利因素的相继出现与共同作用，经济全球化呈深广程度空前的爆炸性扩展，各类要素（资金、技术、智力、劳力、信息、资源??特别是能源等）的全球整体活化、全球重新配置、全球全面整合，亦随之发展到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并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上要素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双向分层对流??后者主要从前者那里吸纳产业分层较低的加工业相关要素；而前者主要从后者那里吸纳产业分层较高的服务业相关要素。
第一种输出?吸纳过程的直接后果就是原在发达经济体的加工业要素（特别是其制造加工部分）大批流向少数条件特别合宜的发展中经济体并在其中高度集聚且高速发展，而这将大大增加对能源（包括石油）需求的压力（进而推动石油价格不断走高）。具体分析如下。
（一）物流支出明显加大。加工业超出一国范围进行全球分布与重新整合，物流成本上升必不可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发现，要把在中国的２０％的运营成本投入到和物流有关的事项中；而在发达国家，平均大约只有１０％。除去制度政策等管理因素的影响，空间距离增大导致能耗（特别是其中的油耗）增加应是不争的事实。
（二）要素替代导致能耗增加。为发挥发展中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原产业转移后一般均会发生劳力（乃至资源能源等）对技术的要素替代，加上管理方面的问题，故生产同样产品的单位能耗指标都会发生程度不等的恶化，总体上能耗增加遂势不可免。
（三）产业转移后，当地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增强，于是转移后的企业不但可以更低的制造成本加强竞争以扩大原来分布在全球的市场；更可在产地国就地开发出新的大市场，以上双重效应必然导致产能产量激增，对能源（包括石油）的需求自然随之猛增。
（四）转移产业的落地生根与高速发展将刺激带动当地配套关联产业的发展，而后者的发展必然加大对能源（包括石油）的需求。
（五）转移产业吸纳国的廉价劳力廉价资源等有利条件使转移落地企业产业能够承受较高的能源（包括石油）价格并同时维持较低的成本水平，这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这些企业产业的能源（包括石油）需求，对能源价格乃至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种输出?吸纳过程的影响则较为复杂。一般地，由于高耗能的低层次加工业大批迁出，以及低耗能的高层次服务业要素的流入，产业高度化将会迅速发展，高产出低能耗的现代服务业比重随之大大提升（６０％－８０％，甚至更高），加之整体上的技术进步、全社会的节能降耗乃至积极寻找替代能源积极开发新能源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石油消费将保持平稳甚至有所下降，日德法意英等国的情况正是如此??据英国石油公司（ＢＰ）数据，在从１９９３－２００４长达１２年的时间里，以上５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尽管亦有相当发展，但各国的石油消费总量却基本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降。但美加两国则显得与众（以上５个发达国）不同，除个别年份（２００１年，美国）外，两国的石油消费１２年来一路走高，显得殊为另类。由于加拿大地广人稀，气候寒冷，油产丰富?发达经济体中唯一石油出口国，每天出口石油近３００万桶?，用油条件明显相对宽松，故可不论。美国的情况就值得引起最高度的关注了。
首先应该看到，在各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经济中的服务业占比最高（８４％），整体技术水平堪称一流，产业节能技术自然亦属上乘，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降耗节能。事实上确也如此，据美国能源部统计，美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在１９７１年至２００３年间就降低近５０％，因而其１９９３年的石油消费量（１７２４万桶／日）竟比２０年前的１９７３年（１７３０万桶／日）略少。但１９９３年以降的十几年（除２００１年外）其石油消费量确实是稳步地逐年递增，至２００４年已达２０５２万桶／日，名列全球第一（占当年全球石油消费量的２５．４％）。
细究其因，直接有二：
１、经济增长期较快。上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年均高达２．５％，欧洲（欧元区，以下同）则仅为２．０％，日本更低至１．０％，几乎是零增长；本世纪初５年来除２００１年美国经济增长较欧洲略低（但仍高于日本）外，其余年份大都远高于欧日，如近两年美国经济增长分别为２．７?２００３?和４．２?２００４?，日为１．４和２．７，欧则仅为０．７和２．０。因而尽管美单位产出能耗一降再降，但经济规模体量猛长，能源消耗特别是石油消费量自然随之水涨船高。
２、美民间有挣钱到手花光用光的消费传统，十几年来经增快服务业比重大就业率高因而收入明显增多，以至与石油有关的能源消耗占美国家庭开支的比重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９．６％降至目前的４．４％；政府有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施政导向，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有力支撑下，美国的石油消费税长期以来仅为西欧国家的五分之一，油品售价亦较日欧为低；社会有可保障民众放心消费的较为健全的社保体系。
必须指出，尽管在以上两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之年石油消费总量１０余年来确实是在不断增长，但其占全球年石油消费总量的相对比例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却一直稳定在四分之一左右，更明显低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的最高值（１９７３年，３０％）。由此可见，前述第二种输出?吸纳过程对发达经济体的能源消耗特别是石油消费产生的一般影响在美国也依然存在，只是美国的特殊性使其在美国的表现显得与在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表现有所不同罢了。
双向分层对流机制持续作用的结果是形成全球性产业中心
前述双向分层对流机制的全球普遍持续作用将会逻辑地自然地产生两种要素集聚效应，即中高端产业要素的上浮集聚（可推广到较发达经济体与最发达经济体之间）及中低端产业要素的下流汇聚，显然，其最终结果是将会在条件最适合的地方出现两个最大的全球性产业中心：全球性的服务业中心和全球性的制造业中心（当然，在条件相对较为适合的地方，还会出现一些相对较小的次中心）。事实上他们确已出现，那就是美国与中国。数据表明，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两最大中心确实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美国的作用众所周知，故不论；仅就中国而言，虽还算不上总量大国，但在增量上确已不容小视??据统计，中国制造业出口虽然仅占世界出口总量的５％，创造的增量却占全球出口增量的２９％；在贸易增量上，中国已占到全球贸易增量的１／３强；而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的中国ＧＤＰ增量则占到了全球增量的１／３。
经济增长主发动机的功能固然是充分发挥出来了，但能源特别是石油消耗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问题也到了不可小视的地步。就消费总量看，目前美国是老大（占２００４年全球石油消费量的２５．４％），中国是老二（８．３％）；但就消费增量看，则中国是毫无争议的老大。２００４年世界石油消费增量为每天２４６．３万桶，中国为８９．３万桶，占３６．３％；远超位居老二的美国的４８．４万桶（占１９．６％）。过去１０余年间，中国石油消费增长了１倍多（从１９９３年的每日２９１．３万桶增加到２００４年的每日６６８万桶，占全球石油消费比例也从４．４％猛升到８．３％）。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间中国的新增石油消费甚至占到了世界新增石油消费的４０％。可以说，前面讨论第一种输出?吸纳过程带来的要素流动与集聚对发展中经济体在能源消费特别是石油消费方面的５大影响，都在中国以最集中、最突出的方式表现出来了。而２００５年国际能源组织的最新数据则显示，目前全球石油需求量每天为８４３０万桶，美中两国的需求量就占到了２８００万桶，占全球石油消耗量的三分之一。而且，据预测，今年两国的石油消费量较去年仍会有所增长。
以上述数据为根据，不少人认为美中两国特别是中国应为油价的不断上涨承担主要责任，但显然，这极不公平（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费量远较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甚至很多发展中经济体为低），也不够科学。实际上，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中国目前对全球能源??特别是石油的冲击，主要是一种全球化效应（高耗能低产出制造业要素高度集聚与快速扩展）的集中表现，是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种历史的自然的矛盾冲突的表现。这也提醒我们，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能源利用效率差距也许并不像有的研究描述得那么大??如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每创造１美元国民生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４．３倍，德国和法国的７．７倍，日本的１１．５倍。实际上，这么大的差异反映的主要是虽处于同一时间段但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后工业化与工业化）的不同质经济体（发达与发展中）的不同产业结构类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整体性差距，而不是同一产业间单纯的技术生产管理水平（尽管确实有这方面的影响）的差距。
回顾过去，实际上极为相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早已发生过一次，只不过主角由中国换成了日本。众所周知，日本经济（主要是制造业）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中到７０年代末飞速发展，相应地，日本的能源消费也迅速增长。１９５５年日本原油消费仅占全球１．２％左右；至１９７０年，这一比例已飙升为８．８％（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７．５％和８．２％，到２００４年，回落至６．４％）且９０％以上依赖进口（绝大部分来自中东）。与此同时，世界原油价格在１９５０以及１９６０年代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低水平，到了１９７３年，价格突然飙升４．５倍，１９７９年再次上升５倍。１９８０和１９９０年代，油价基本稳定，维持在３倍于１９５０和１９６０年代的水平。当然，１９７３和１９７９年导致石油价格飙升的直接原因是中东政治危机，似与日本经济的起飞与发展无关。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日本以及同时起飞的一批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客观上绷紧了全球的石油供求关系，为油价的上涨与波动提供了作用平台，并最终与全球其他国家一块使世界原油的长期均衡价格从１９５０年代起经一代人（２５年左右）时间上升了２－３倍。抚今追昔可以看出，那时的油价波动也是全球化深入而广泛发展的突出表现，只是范围较现在小，形式上更为激烈紧张且带有较浓的军事政治色彩（冷战影响），影响与后果亦较为直接明显；而这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则可以认为是以更大的波及范围、更为和缓的形式重演了历史。
高油价问题涉及能源、技术、生产、管理、社会等领域及其相互关系与整体作用
对高油价问题更深广的讨论涉及能源、技术、生产、管理、社会等各领域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与整体作用。其要点为，就一般的经济社会系统而言，能源结构是基础，技术结构是核心（后者决定前者，但前者也给后者以相当程度的影响）。而在一定的技术结构之上，则依次建构有一定的生产组织、产业结构、管理模式、社会机制（也都是某种结构）等。它们相互作用并结为一个整体（有特定的整体结构）发挥其作用与功能。于是，在有限资源约束下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高油价，实际上就是由传统的高耗能技术与产业、相对粗放的生产与管理、较为浪费的消费与生活、以及与之配套的低效率经社组织机制等相互有机耦合而成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统整体高速运作的必然产物。
高油价的出现意味着自然资源条件特别是能源条件已无法承受人们以此种特定的方式与规模去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于是，人们必须且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对自我进行整体改变（包括各类组织方式与活动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这一硬约束。于是，高油价的出现往往成为新兴的科技革命、产业升级、经济转轨、社会变革乃至观念更新的催化剂与先行官。由此观之，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东方的经济转轨与社会变革；以及西方的互联网技术革命与后工业社会化，可以说都是此前七八十年代几次石油危机带来的高油价所致。
综上所述，高油价此番卷土重来，绝非简单地仅由某一国某一业某一因所致，而是具有深广的背景与牵连；而欲有效应对并成功化解这一世纪难题，则有赖于全球各国各界共同作出努力，以全力推进外顺全球大势、内合本国国情的全面的带有整体性的变革与创新，而中国应能也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较大贡献。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