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ESG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抛开使用者的身份，可以把ESG笼统地定义为“企业在投资和经济管理过程中把环境、社会因素纳入考量的做法”。这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工具：投资人可以用它作为投资的管理工具；金融机构可以用它开发金融产品；社会公众可以用它来监督或者评价企业的非财务绩效等等。因此，ESG是灵活和多元包容的。但为什么要把ESG定义为一种经济治理的工具呢？
首先，ESG是一种规制和规范。治理总是要依循一定的规则和规范，企业的基本功能是从事经济生产创造经济价值，ESG则提供了企业经济行为的规范。
其次，ESG提供了多元主体参与高质量发展的机会。不同的人都可以通过ESG信息披露、ESG评价来认识企业，用脚或者用口袋里的钱来投票，表达对企业的认同或者不认同。
第三，ESG还是一种协调不同利益相关方冲突的框架。治理有别于管理的重要差别，就是充分认识并尊重社会主体多样性。多样性的主体之间必然会存在利益的分歧，ESG提醒人们更多地考虑企业与其他主体的相互影响。过去流行的是股东至上，ESG则更强调利益相关方，包括企业、企业管理层、员工、客户、消费者、社区、供应链伙伴，等等。
第四，一个社会关于良治（good governance）的要求，都和ESG在实质上是契合的。譬如法治、透明度、民主参与、公平和平等、有效率和效果、可问责性等等，这些对于良治的普遍要求，也是ESG实践中所强调的准则。
从经济治理工具的视角看ESG，可以帮助我们纠正一些常见的认识误区。有一种乐观甚至迷信的观点，以为有了ESG，很多可持续发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ESG是一种工具，有自身的有效功能边界。就像板砖可以用来建房子，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用来防卫，但是要在现代战场上使用，板砖的功能就非常有限了，这个道理对ESG也同样适用。
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觉得ESG是舶来品，是西方为了限制我们制造的陷阱。这里关键还是看ESG所承载的功能，以及它能不能满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性需求。中国要高质量发展，要不要清洁的空气，实现共同富裕要不要改善劳工的条件、保护劳工权利，要不要企业中男女平等对待？这些在国际上被强调的，在中国也有需求，具有共性。除此之外，ESG还提供了我们跟世界对话的语言。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ESG等同于SD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可持续发展目标），认为SDG等同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更大的主题，SDG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共识性的优先事项而非全部。在ESG实践中，经常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锚定在一起，这是一种策略性的安排，反映出两者有许多重要交叠的领域，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相同。
还有一个误区是，似乎ESG只有大机构、大企业才能用。ESG从理念倡导到可操作性的信息披露框架、评级工具以及投资产品和监管框架，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功能是逐步完善、不断丰富和叠加的，具有显著的实用主义特征。所以，ESG本来就是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和不同规模的机构都有可能使用的工具。
ESG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ESG实践过程中，大体上形成了四个场景或者五个场景。分别是ESG的信息披露、评级评价、ESG投资、ESG监管，此外有关ESG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也可以作为一个场景。
和任何工具一样，有效性既受工具本身影响，也受人们如何使用工具影响。每一种工具在使用的时候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在ESG信息披露方面，可能存在言行不一、信息注水、避重就轻、浑水摸鱼、零敲碎打、不可验证等问题。在评级评价方面，包括方法的科学性本身的问题，另外ESG评级也可能会被用于市场操纵。在ESG的投资方面，ESG的热情起来了，忽悠也跟着来了，定价上存在泡沫化的倾向，还有一些机构鼓吹不切实际的超额回报，在金融市场上就会带来误导，甚至会产生欺诈行为。因为ESG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并不完善，产品设计中难免还有一些无心之过。在ESG相关的政策方面，有时存在监管政策的缺失，还有政策转型节奏把握的问题。此外，在社会层面，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认知和争议。
如何利用ESG助力可持续发展
ESG和可持续发展在很多方面有共性交集，可以助推可持续发展，但又需要克服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病。要利用ESG助力可持续发展的话，至少需要从四个维度上考虑：首先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层面要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其次是框架要完整。ESG的每一个具体方面都不是新的，但是综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可用的工具，是过去20多年的新探索，是在实践过程中演化形成的，ESG整合在一起是有内在的道理的，不能只讲一面或者只是将三个方面机械地叠加；三是标准合理性。我想很多同行会讨论到标准问题，这里不再赘述；四是方法的科学性。科学性是指相关的基础研究和探索过程要遵循科学研究的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科学研究发现都是真理，最多只是接近真理的过程。
要利用ESG形成几个工作抓手：一是观念的抓手，用ESG引导或者形成正确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观念；二是工具抓手，形成一批行之有效、可用、易用的工具，方便不同的群体使用它；三是制度抓手，在制度上促进ESG和主流政策框架的融合；四是绩效抓手，要利用ESG来检验企业（不限于企业，也包括政府）的非财务绩效。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实践ESG，是要用它助力发展，而不是把它变成发展的绊脚石。所以要特别避免两个问题：一是意识形态化，上纲上线。一讲ESG投资，传统化石能源不能投了，核能不能讨论了，导致人为地排除了许多潜在的基础路线选择；二是浪漫化，以为一用ESG就灵，实际不是这样的。
我国推进ESG实践应注意什么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的发展理念一直在更新，过去我们和许多国家一样，强调一切增长优先，但后来就更多强调发展的平衡和公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又形成了“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和五大新发展理念。我们已经围绕可持续发展在制度和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把ESG与既有政策框架相融合，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条件。
但在工作过程中要注意几个方面：
一是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要有顶层设计，政策框架上要统一，部门之间要有协调。不能各个部门各搞一摊，不然不仅企业和市场无所适从，而且在国际ESG治理格局形成的关键期，容易错失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二是在行动上各部门要步调一致。现在有的部门走得靠前，有的部门还没有关注和响应，容易相互牵扯，需要国家层面高位引领和协调。
三是积极对标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的两项新准则。ISSB在今年6月发布了IFRS S1、S2，这是一个国际社会围绕可持续发展治理形成共识的重要成果，尽管也不是像一些机构宣称的那么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新准则发布了，有多少人使用、用得怎么样，都需要实践检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不需要马上宣称采用，但是也提供了各方相向而行的机会。
四是设置时间表和路线图，加强预期引导。通过ESG助力可持续发展方向是要明确的，这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是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性和内在要求。因此要合理的引导社会的预期，设置的时间表，让大家知道过一段时间之后将进入新的轨道。
五是避免急于求成。推进ESG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急于求成，还是要留够充分的时间给市场和企业以及各级政府，去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