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日本企业时，一般都首先看到日本企业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际上它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更是一个使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方面，而过去人们则较少对此加以研究。
一、企业在日本国民心理中的定位
在观察日本企业的社会功能时，首先需要探讨一下日本国民对于企业的认识。在普通国民的层次上，日本国民首先是将企业视为自巴终生寄托的归属集团。他们认为，自己在归属日本社会之前，首先是归属于一个具体的集团??企业。尤其是在日本大企业中，许多公司职员自称为“丰田人”、“三菱人”或者“松下人”，正是这种作为企业一员心态的反映。
从近代以来日本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由于企业相对比较稳定，尤其是大企业在明治时期逐步形成以来大都历经风雨而不断发展，因此这些企业的职工首先是将自己视为企业的成员，并且经过企业这一中介与日本国家和政府联系在一起。笔者探讨日本企业双重结构一文曾经指出，由于日本近代发展存在后发性，当代企业尤其是当代的大企业，大都是在近代初期明治政府出资建立的官办企业，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是以政府为背景才建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不仅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许多企业本身在早期就是政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下属分支机构。因此，日本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曾经具有过政府代理机构的功能。由于这种历史原因，在日本近代初期，日本国民普遍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在企业工作“上班”的入实际上都是“公家”人，他们都是隶属于政府，为政府工作，并且由政府养活的人员。
其实，即使从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情况也是一样。自从近代初期以来，日本企业在国民心目中一直就是自己生活寄托和归属的对象。在近代初期，日本的社会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体系。一是广大的农村。农民作为国民的一员，在从事农业经济活动时，主要受到农村基层政权的管理和监督，地方政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日本国家的代表。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一个体系则是城市地区的企业。它们一方面受到政府的管理，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非政府的经济主体，管理着在本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政府代理人的作用。
在3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种格局进一步发展，比近代初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有企业性质而以经济为纽带形成的各种机构，逐渐成为日本国民社会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中枢。
首先，农村的人口在明显地减少。由于农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减小，大量人口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之中。60年代日本的农业已经变成了所谓“三秧农业”（即老秧子、女秧子、娃秧子从事的农业，也就是“老人和妇女的农业”，壮年和青年劳动力都已经离开农村，移向城市）。实际上，这部分人口在整个日本社会中的比重已经变得很小。然而就是在这种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中，诸如“农协”等类组织的作用也已经超过了警察局和税务局，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诸如“农协”一类的机构都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实质上和企业完全一样。农民都被编入各类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之中。这类经济组织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种形式，而这类企业则成为当代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中枢，起到管理和组织农民的社会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城市和以城市为依托的工业经济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日本经济的中心，也构成日本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薪金阶层的数量大大增加，在当代日本社会中构成了日本中产阶级最为主要的部分，在日本社会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小家庭化”的社会趋势，大家庭逐渐减少，由一对夫妇和一至两个孩子组成的小家庭成为家庭的主要形态。这样，原来在日本社会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家”的社会功能大大减退，家庭虽然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但是在经济活动方面已经不再发挥作用，经济活动和制约人们生活的中心主要是这些薪金阶层供职的企业。
由于企业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而又比较紧密的关系，企业是个体国民生活的重心，因此成为国民心理上占据首要地位的要素。由于日本社会形成的惯例，比较有实力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一般实行终身雇用制，职工将企业看作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一旦进入一家公司，不会轻易跳槽，往往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因此职工首先将企业看作是自己一生的归属。在普通国民的层次上，作为一个普通的职工，他为公司工作，从公司领取工资维持生计，购买房屋，完成子女的教育，将公司视为自己生活的关键。因此，在国民心目中，他们往往将自己就职于公司，看作是自己受到这家公司的“照顾”。另一方面，普通职工在公用工作期间，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公司的安排和制约。他们要和公司的同事以及上司共同开展“休假旅行”，享受公司的食堂待遇，从公司领取交通补贴，年轻人甚至还得要自己的科长担任自己结婚的证婚人。正如中根干校所说，在公司这样一个“场”当中，职工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完全和公司以及其他成员联系在一起了。总之，企业是普通国民的首要寄托。
这样，在普通国民的层次上，人们认同的首，要社会集团是企业。企业不仅是他们日常的生活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他们终生的主要依托。二三十年代日本尚未建立国民养老金制度之前，企业职工的养老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企业。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国民的心目中，企业是他们首先寄托和忠诚的对象。国家和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企业这样一个中介物与普通国民发生关系。对于一般的国民来说，他们认为，自己与国家发生关系主要是犯罪和纳税，而国家的代表则是警察局和税务局。然而，正如许多国民所说的那样，只要不发生犯罪问题，一般国民无须光顾警察局。至于税务局，一般的个体经营者只要按照规章纳税；他们也就通过税务局这一系统完成了对于国家的义务，而薪金阶层则交要通过企业代收所得税，因此也主要是通过企业与国家发生关系。战前，天皇制曾经梗梏着人们思想，但是普通国民也不过只是通过上述形式与之发生关联，战后人们思想变化，除了通过天皇年号与之发生关联之外，日常生活则几乎很少存在联系。正如当代许多日本人经常谈到，他们十分重视自己有企业中的人事关系，而较少注意“政治家”们的活动，甚至对于政坛上走马灯式地变幻不定的“政客”们基本上不甚了然。
总之，从国民的心理上来说，他们将自己对于企业的关系看作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直接归属于各个不同的企业，而通过企业这个中介物，才和国家与社会连接在一起。在这样的心理结构中，企业构成国民个体与国家和社会的中介物。这可以说是企业在日本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
二、企业是日本经济活动的主体
一般国民对企业的社会中介体作用在心理上的认同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基础。此外，从实际 经济运行的机制来看，企业作为国民和社会之间中介体的功能更是十分明显。
首先，日本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企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意向，并且按照政府的意图开展经济活动，实施职工管理。一般认为，日本的经济运行机制与欧美等国不尽相同，企业和政府机构相互默契，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比较有力。英国的部分学者曾经提出，日本整个国家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社会机制。实际上，日产企业需要接受政府机关实行的“行政指导”，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国家对国民实施控制的作用，而这种控制机制的一个重要中介环节则是企业。
另一方面，日本的企业虽然和政府各个机构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它并不定事事都必须依照政府的指示行事，企业既然是一种资本实体，独立自主地开展经济活动，自然要按照市规则办事，自身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从这种以义上说，日本的企业并不完全是政府活动的附属物，而在经济活动和社会参与方面具有独立的意志。同时，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企业负有职工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建立和提供种种福利设施的责任，许多企业还在自己企业的系统中建有学校、幼儿园以至商店等多种福利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构成一个小社会，在经济方面负担着相当部分的社会功能。因此，虽然企业与政府之间密切合作，但是它并不是政府的一个分支，而类似政府与个体国民之间的一个连接器，起到一般国民与政府（国家）之间中介体的作用。
企业与社会经济的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它对于各种地区经济的渗透和影响。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说明，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许多地区正是引进大企业的资本实现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的目的。不少地区在改进环境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千方百计地吸引大企业前来投资建厂，更有一些地区建立“工业团地”（工业区域），为建立工厂提供各种方便条件，从而实现十大量引进资本的目的，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反，企业的倒闭和撤离又可能导致地区经济的衰退和国民生活的剧变。例如，数年前，东京北部地区座间市的日产工厂关闭，给当地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充分地说明了企业在日本社会经济方面具有的重大意义，也表明企业作为国家和国民的中介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产公司决定关闭它在座间地区的工厂，不仅使这一工厂的工人面临着巨大转折，而且使座间地区与这一汽车工厂相联系的其他两千多家中小企业面临转产或者倒闭的命运。甚至可以说，由于座间工厂关闭，座间这座城市本身都已经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些情况都说明，在日本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除了犯罪和税务等特殊领域对于国民实行直接干预以外，在影响国民日常生活和经济地位等更多的领域，国家对于个体国民的管理和干预，大都很少采取直接控制的形式，往往是通过企业这一经济实体间接地实施干预，企业起着替代国家和缓冲国家控制的作用，
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构成国家和个体国民之间的中介体。
大企业在日本经济运行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更可以说明这一点。单就经济发展本身来看，这些企业的经济活动在日本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的产品在日本市场上拥有很高的占有率，举足轻重，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同时，它们又在提供雇用机会和支撑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成千上万的个体国民在心理上归属的对象。因此，与国家相比，企业占着与国民发生各种关系的前线。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正如我们在日本企业结构一文已经阐明的那样，大企业还支撑和制约着数早众多的中小企业，构成大量中小企业系列集团的核心。无论是从系列集团的角度来看，也无论是从中小企业下属承包的角度来看，这些大企业都发挥着整个国家和这些中小企业之间的中介的步。一个大企业在发展战略上的调整，很可能影响一大片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当然也影响着人数众多的职工的生活和他们的家庭。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大企业尤其明显地起到了国家与国民之间中介体的重要作用。
即使是中小企业，虽然他们在规模上与大企业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也同样发挥着这种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各个地方区域，中小企业发挥的这种社会功能就更其重要和明显。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当地的“传统产业”的主体，成为当地各种独特产品最重要的生产者，也是当地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更是当地群众就业的主要领域。这些中小企业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经济活力。至于说到雇用以及它们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那就更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中小企业一方面和当地的政府以及地区社会在经济运行和规划发展上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是职工在生活和社会活动方面的重要依托。
总之，从宏观上来看，企业一方面构成经济活动的主体，另一方面又与政府存在密切联系，接受政府机构的“行政指导”，它的一端与国家和社会发生联系，而在它的另一端，它则是大量个体国民归属和依托的对象。这样，企业作为这两端之间的结合物，从社会结构来看，成为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中介物。国民首先是企业的成员，然后通过企业这样一个中介物再与国家发生主要的联系，国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和对社会的贡献具体地通过他们在企业中的活动体现出来。
三、企业作为社会中介体的特点
企业在日本社会中的功能，曾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见解。尤其是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不少学者注意到日本企业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积极作用，看到日本企业在组织劳动力方面所起到的凝聚功能，将这种具有长期观念和相对稳定的企业行为与欧美等国家的企业行为作出了对比，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日本企业具有不同于欧美企业的社会功能。
在过去的研究成果中，有两种观点十分值得注意。一种是从研究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出发探讨日本社会结构的公文俊平提出的认识。另一种是由日本著名评论家邱永汉提出的一种十分具有启示性的意见。而且，这两种观点相当类似。公文俊平在1979年与其他学者共同开展的研究课题《日本家庭社会??一种文明》中提出，日本社会在历史传统上存在着“家族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是位于文明边缘上的农耕文明形成的一种社会类型和社会运行机制。在这种社会结构当中，“家族型”组织原则指导下的日本社备孕育着一种灵活的适应能力，现代的企业构成了社会中的一种“中间类型集团”，可以在近代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从而，公文俊平提出了日本企业作为日本社会“中间结构体”的观点。另一种理论是日本评论家邱永汉提出的。邱永汉认为，日本当代的企业与江户时期的“藩”（自主性封建地方政权）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藩”，一方面接受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幕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则在自己的藩之内可以充分地自主地裁断事务，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构成最高统治结构和一般民众之间的中间体。像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藩”一样，当代日本的企业也是一种在社会结构中具有充分独立性的结构体。邱永汉在这里实际上是指出了日本企业在社会结构中作为“中间体”的地位。同时，他还指出，日本当代社会中企业里的职员就像传统社会结构“藩”下属的武士一样，对于企业克尽“忠诚”，另一方面企业对于下属的职工实施“终身雇用”，将一般职工组织在企业这一中间体之中。这和“藩”具有大体相近的性质和功能。实质上，邱永汉的观点是强调当代企业与传统社会中的“藩”存在同构性。
实际上，从日本传统社会结构来看，这种社会中介体的功能存在着长期的历史传统。日本中世纪武士集团中“一族郎当”（如同家庭的武士关系）以及近代以来日本军队中特别强调指挥官地位的习惯作法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这种思维方式。在战后的研究成果中，许多研究人员对于日本式的家族形态和它在社会中的功能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在这方面，战后初期的川岛武宜可以说是代表之一。他主要是批评日本式“家”的形态导致了日本近代社会的封建性。后来，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民族的自信心逐渐恢复，日本学术界进一步加以研究，对于日本家庭的社会功能逐渐加深认识。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日本的家庭形态本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意义上的家庭已经基本不复存在，近代式的小家庭大量增加，逐渐成为当代社会中家庭的主要形态。这样，家庭在社会中起到的那种媒介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具有社会集团意义的企业，企业替代它成为基层社会的主要构成形态。在新的条件下观察日本社会的结构，人们可以看到，企业起到的这种作用已经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构成国家和个体国民的中介物，成为当代日本社会结构中最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企业发挥国家与国民中介物的社会功能，最重要的效果是促使日本社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便于适应各种不同的条件，有利于各种变革的顺利实施。
应该看到，在日本向近代产业和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企业作为社会的中介物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起到近代产业发展的指导者和推动者，但是它又始终注意发挥企业组织生产和凝聚社会的重大社会功能，而没有取代企业组织个体国民从事生产活动的功能。这样，政府不会将整个社会和产业体系管理得过于僵死。这可以说是日本这个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简洁地说，政府或者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指挥者或者管理者，始终驾驭着总方向，对于中介体企业始终实施严格的制约和适时的引导。
然而，另一方面，它又让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充分地形式自身的经济运行机制，充分地让企业在组织社会力量和发展经济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功能。这样，正如公文俊平所指出，日本社会具有了比较大的灵活性，可以适应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致管得过死，窒息个体国民的巨大活力，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企业作为社会的中介体，实际上一直替代国家发挥着对于下属职员??实际是为数众多的个体国民??提供社会保障的重要社会功能。企业对于职工“终身雇用”，给予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安排职工的家庭生活，甚至要管企业职工的生老病死。这恰恰是替代政府发挥了保障国民社会生活的功能。自然，企业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形态，残酷地压榨职工，但是从宏观的社会结构这一角度来看，企业作为政府的代理，起到了稳定基本国民生活的作用。当然，与此同时，企业实际也背着十分沉重的包袱。很长时期以来，日本企业就是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后来，随着政府逐渐地完善了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的负担逐渐减少，当然改善了企业活动的外部环境，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依然起到社会中介体的作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
总起来说，在近代产业建立和发展以及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规模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的管理功能，作为中介体，实际上直接承担着为数众多的个体国民生活责任，保持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同时又对社会具有灵活性和弹性。这可以说是日本企业社会中介体功能的主要特点。
来源：人民网
